史国良访谈录:画出一片梦想的天空
www.zg-xbwh.com   2014-02-25 10:01:38   浏览次数:

  史国良,48岁,北京人,中国当代著名人物画家,中国美协会员,中央美院及首都师大美术系客座教授 。他的作品《刻经》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画风以写实手法,反映时代生活为主 ,功底扎实、笔墨厚重。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披剃出家,为当代中国画僧的再传人,现定居北京。

  夏日的清晨,我走进北京紫竹院公园的东门,透过一层薄雾,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绿意,荫荫的翠竹,碧碧的湖水,让人转瞬就仿佛从浮躁转入了宁静。穿过这一片静静的园地,我来到史国良所住的小区,见到了这位身材魁梧、一身僧衣的画僧。他长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眼窝略有些深陷。他家客厅的墙上挂着名家的画作,桌上摆放着一尊佛像,房间布置得既像僧室、又像画室,朴素的布艺沙发边是一束怒放的粉紫色剑兰。坐在沙发上,我们聊了起来。

  记:据说您小的时候,家境不是太好,但是却很喜欢绘画,最后走上这条路也有很多坎坷而艰辛的故事。

  史:是,我小时候生活真的是很贫困,因为赶上了这么一个时期,就是60年,60年以前。再加上我家一些特殊情况,因为我家孩子比较多,只有我父亲一个工人,只有他一个去做工,工资又很少。那些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人。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饿。一个孩子多,经济困难,(所以)饿;再一个,那个特殊的时代,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人对这个字都会刻骨铭心的。

  记:是一种饥饿的状态?

  史:对,经常感觉饿得头昏眼花的。地里的野菜我都认识,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叫什么,哪个树叶能吃,哪个树芽能吃、怎么吃,我都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些东西对我后来的艺术创作(来说)是个无形的宝藏。让我很容易就和老百姓,跟我所画的人物、跟那种特殊的生活联系起来。

  有人说,史国良的画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画面表现的是友情、是母爱,是人性的流露,史国良告诉我:自己进行艺术创作时,最重要的源泉就是小时候的这种生活积累。

  记:那您小时候生活这么艰难的话,最开始是怎么跟绘画结缘的呢?

  史:我想我也跟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就有一种天性,喜欢涂鸦,喜欢拿着纸到处画。凡是拿个东西,就喜欢乱画,就想表现。因为我那时候家里很穷,孩子又多,没有人给你更多的照顾。那么我需要一个东西来安慰我,喜欢这样做,而且不孤独。而且我从小、很弱、很自卑,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追着打,所以我特别自卑。我只有在画画的时候,大家会表扬我、家长也会表扬我,身边的人也会表扬我。大家都会说:“这个小孩,将来能当个小画家。”我就在里面得到一种力量和温暖。只有在这里面,我能找到一种自信,把我受的委屈也好、或者是辛酸也好,我觉得我能给忘掉、给抵销了。我需要这种温暖、需要这种自信,所以就拼命去画、继续画。

  我从小学到中学,经常给老师画一些教科图。其实挺辛苦的事,又耽误学习,但是我觉得挺光荣的。老师在台上讲课,挂着那图。我就在底下欣赏,我说:这是我画的,这是我画的。我老有这种感觉,呆会儿,老师说:史国良,你站起来,我说的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我就傻了。根本没听进去,但是在里面有一种满足。

  记:那个时候,人家都说,这个孩子是个小画家,那你是怎么勾画自己的未来的?

  史:我觉得,画家对我是很神秘的事,那会儿要说你是个什么家,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我爸就曾经这样跟我说:三儿,你将来要是当了画家,你将来吃的香蕉啊,你就不用吃黑皮的。你就天天有肉吃。因为我小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会吃一碗肉。我爸这么一鼓励,又有好香蕉吃,又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哇,这多好的一个未来呀,我特兴奋,那我一定得当画家。

  小的时候,史国良穿的是姐姐们剩下的旧衣服。他是男孩,那些女孩子穿的花衣服给他穿之前,要再染染色,染成黑的。可是,时间一长,衣服多洗几遍以后,就被阳光照得褪了色,露出里面的花色,为这,小伙伴们经常取笑他,他也感到难为情。但是,在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心却很快乐、很自豪。

  史:每到放学以后,我就在那儿弄黑板报,大家都走了、回家了,就我一个人在楼道里,也没人跟我吵,也没人欺负你,也没人骂你。每天自己在那儿,进入那种状态,特别享受。大厅里特别空,我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什么(画板报),有时候是打着手电把这件事完成。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国良作品的题材多取自北方农村。后来,他却改变了作品的表现主题,创作了以西藏宗教为题的巨作《添油灯的人们》及一系列西藏组画,这和他后来的经历有关。

  史:我很早以前,我更多的是画北方的生活,画北方的农村,比如说画过红旗谱,画过小兵张嘎的插图、封面,鼓书艺人。创作基地基本是以北方生活为主。78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老师黄胄先生说:你应该选择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基地,去开拓一下。因为老师画的是新疆,我觉得应该区别一下,就选择了画西藏。再有,西藏在我脑子里很神秘,因为是看电影、画报,画册,以前灌了很多这种东西。尤其是有一个电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农奴》,里面有很多很多特殊的音乐,特殊的光线、特殊的寺庙等等。到现在,想起这个事,我就很震撼,所以也有那么一种情结,就是把你的感情都抓进去,投入进去。

  史国良第一次去藏区是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一次,他去了四川的阿坝藏区。

  史: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一种震撼,那种宽袍大袖,那种强烈,那种原始的状态,那种特殊的生活。他们那种特殊的酥油味,我觉得对我都形成了一种冲击。那个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远远看见一点红,那点儿红都是他们的红头巾、红衣服。还有白云,和地上的羊都连成一片了,再远远地听到那些歌儿。哇,真刺激,喜欢。首先喜欢这个地方、喜欢这里人的形象,这里人的脸呀,被太阳晒得黑了,裹一个红头巾,或是裹上一个绿头巾,都是最原始的那种颜色,我们叫原色,没调过的那种颜色。大块的黑、大块的白,什么都是一块一块的,我觉得有一种力度、有一种冲击力。不光是视觉,我觉得心灵上都很震撼。我当时就决定,我要一辈子画这个地方。现在想想也是一种缘份。

  最初去西藏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史国良和藏民的沟通很困难,为此,他想了个办法,给藏民们看手相。这个时候,他又有了新的发现。

  史:我就看见一个老太太,她大拇指这儿,就是手指甲盖儿这个地方有一道深深的沟。我就特奇怪。一般人家有的(人)下巴磕儿有一道沟,她怎么手指头这儿有道沟呢?我一看:哇,她在抠那个念珠,就是抠出来的。挤压得指甲盖这儿一个坑,肉也有一个坑。都形成这样了,结果好几个老太太都是这样的。哎呀,就这种东西过去没发现,那种心理的历程、人生的历程,都浓缩在这个地方。

  和西藏的老人聊天时,史国良发现,这些笃信宗教的老人,生命虽然已经接近终点了,但他们关心的问题却都是:我的儿子能怎么样呀?我的孙子能怎么样啊?我们家那条大牛能怎么样啊?听得出,他们很依恋现实生活、依恋尘世、依恋儿女亲情。

  记:那跟他的心理追求和精神追求,都不一样?

  史:对,所以我觉得这特有意思。希望自己马上升天,马上进入极乐世界,同时对尘世间又这么依恋,我觉得这就是人。

  记:很矛盾。

  史:嗯。我们现在人也经常生活在这么一种矛盾中。所以,我觉得他内心中有很多要挖掘的。我过去是画他的外面,现在我是走进去,从心里面往外画。因为西藏文化,从听到的,到看到的都觉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实际上,这种神秘的感觉只是一个现象,真正神秘现象的源泉来自于老百姓的心、来自于人。

  第一次和藏民的接触,给史国良不仅带来了视觉的冲击,同时更带来了心理的冲击。1981年的冬天,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师,史国良带着学生到西藏的芒康实习,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藏区。当时因为大雪封山,他们回不去,就只好住在藏民家里。

  史:我有一种真正深入生活的感觉。虽然这些很重复,但是你慢慢就会发现一些你过去不曾发现的一些细节。那个老太太的长头发、那个白发就像毡子一样。就是已经全粘在一块儿了。还有我第一次看到老太太的乳房。她在家里,上身也不穿着了。因为西藏的袍子就是这样,等天气热了就脱下来,系在腰上,天冷的时候就穿上。你平时是看不到她们妇女把乳房裸露出来,但是因为我住在他们家里,都熟了。老太太就在火旁边捻线、做家务,我就看见她两个乳房耷拉下来,就像两个袋子。那小孩子,就是她的小孙子,就在一堆羊毛和草的小筐里面,跟小狗一样、特别可爱,还爬过来吃老太太的奶,哪里还有奶水呀。(我)突然发现有一种情在里面,是老人与孩子的,我们想象不出的特征在里面,那种生动、那种特征,是你想不到的,是很多很多那种生活的细节,都是特别容易入画的,从哪个角度都容易画出来。然后,烧的那个火,再给他们一点儿火光。哎呀,真是非常非常好看。

  这幅生动的画面深深地印在史国良的心中,直到今天,虽然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记得那家女主人的名字“央金白玛”。从那以后,藏民们独特的生活和心灵感受就一直深深吸引着史国良,使他一次次拿起手中的画笔去描绘藏民们神秘的生活,去表现他们丰富的心灵。

  他用画笔描绘藏民脸上虔诚的微笑,他用内心去体会藏民生活中的艰难苦难。

  七进西藏的经历和生活给史国良带来了太多的感动和震撼,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给他带来了无数的创作灵感和艺术享受。

  史:我曾经发愿,我要跟着西藏朝拜的人群。一到冬天,农忙季节一过,很多人会到拉萨磕头。各地藏区的都会来,他们有的会从几千里地以外,一步一磕头,磕到拉萨去,有时候要磕几年。我一直想跟着一个家庭,磕头,走完这么一个历程。我试了几天,真是不行。

  记:太艰苦了?

  史:太艰苦了,实在受不了。就像一种高密度的训练一样,只吃点儿糌粑、喝点水,又缺氧,继续上路,就这样。穿得又那么破。你要是穿件新衣服,也会磨破的。我想如果一般正常的人在那儿,顶多在那儿坚持十天,再往下,绝对不可能。

  记:就是体质上也适应不了?

  史:对。但他们也有老人和小孩,体质比我们差,但他们没问题。你问他苦不苦?他用他脸上的那种笑容、那种阳光告诉你,他很幸福。他心里有一盏灯。

  记:那您心里这盏灯是什么?

  史:我觉得这盏灯就是我对艺术的一种执着、一种热爱。我想我以前画都是为别人画,想争口气、想改变生活。慢慢这些东西退却以后,我还喜欢画画,还有一种力量。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我要追求一种完美。以前画的是生活现象,现在我要把它充实起来。我要用我的一流的技法要表达我内心的感受。

  对绘画艺术的执著追求成为史国良心中的一盏长明灯,在这盏灯的照耀下,他进入了一个痴迷忘我的创作状态。伏尔泰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是一块可造之材。最大的工程就是把这块可造之材打造成一件有用的东西,最大的奉献就是把这块东西留给社会,留给后人。这句话同样也成为史国良的座右铭。

  史:我觉得不光对我。对所有从事事业的人都是一个座右铭。不完全是为自己的,带一种大爱、一种大情在里面的时候,它是一种事业,是为社会、为别人的,有一种责任在里面。那么你已经进入这种状态了。只有有了这种使命感,或者说这种使命感附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就像跳舞的人穿上了一双红舞鞋,就是你今生今世,你会停不下来了,到死为止。别人可能觉得你这样太苦,但是你自己觉得你很幸福。我只有这样死法,我觉得这才是我。

  几十年来,痴迷于绘画的史国良就像一名永不停步的舞者,在自己的画布上舞动着画笔。他以自己的眼光看西藏、创作出一批反映西藏风土人情的作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幅作品就是《刻经》。

  史:这个《刻经》是我在1989年画的。当时我是在西藏一个偶然的发现。就在拉萨街头,有很多人在刻石板,刻嘛呢经。它是一种宗教形式。比如他们在转那个经筒,或是西藏挂了很多经幡,同时还有许多石板,各种各样,叫嘛呢经,表达他们对宗教的一种敬畏,一种乞求。有人就一辈子在刻经,有人一辈子在印经,有人一辈子在转经。哎,(我)就发现一个老头地专心致志地在那儿凿。他的手都变形了。不像我们平常从一个角度去凿,他转来转去的、多角度的、这个手的花样特别多、特别好看,我当时就勾了个小素写稿子,记录下来了。

  黑色的背景、穿着白衣服的刻经人、准备刻上嘛呢经的牛头。史国良看到的这个场景很快就出现在他的画作中。后来,这幅《刻经》获了奖,这给史国良带来一种新的激励,在深层次上又给他一种力量,从此以后,他更加执著地追求艺术,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的画作。

  1995年,史国良的人生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受戒出家。这个转折和他的经历有关。小时候,他从没留过长头发,而且很喜欢合掌,人家经常说他像和尚;后来,他临摹敦煌洞窟的壁画时,僧人们对于绘画的虔诚和执著曾经深深地打动了他;再后来,西藏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文化的氛围更是感染了他,渐渐地,史国良一心虔诚向佛。1995年,洛杉矶西来寺的长老在温哥华化缘,见到了史国良。这个长老绕着史国良看了一周,仔细端详了一番说:“你浑身上下都该是僧人。”一听这句话,史国良的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他觉得缘份到了,就没跟家里人商量,毅然受戒出家。

  史:钟鼓“咣咣”,戒坛特别隆重。人山人海,大家在看这样一个盛举,我成了一个焦点人物了。这时候,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真是甜酸苦辣,就像弘一大师说的那样,真是悲欣交集。这时候,那钟“咣咣”敲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敲到我脑子上一样。我就记得我就哭,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哭。

  记:为什么哭呢?

  史:感慨呀,我明天要成和尚了。我怎么跟我家人说呀?

  记:有没有犹豫?

  史:犹豫。有点儿后悔,这时候有点后悔了。我觉得这是不是太过分。我怎么真成了这样了?我是一个教授,我得过大奖,我孩子怎么办呀?我孩子正在读书呢。一下子,脚也落地了。这时候,钟在敲,钟、鼓齐鸣呀。我脑子像爆炸一样。哎呀,我现在想起这个事(真是)…..

  记:假如时光能倒流,回到您做出选择的那一天,您还会这样选择吗?

  史:那我一定不会这么选择了。

  记:就是过那种现实的生活?

  史:对。那是非常现实的。我会很好地过现在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很珍惜这段时光、这段感情。

  记:现在后悔吗?

  史:我曾经后悔,我现在不后悔了。

  记:怎么现在又不后悔了呢?

  史:现在我觉得,好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适应了。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对自己的事负责任。我在当时就发了大愿:这条路再难、再苦,我一定要走下去。

  记:难在哪儿?苦在哪儿?

  史:我觉得我还是个人,这是第一苦。我还是个男人,我还很年轻。有很多欲望在我身上都很强烈。你要用一种理念、一种信念,把它压住,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以前我不会这么想,但确实是很不容易,很苦的一件事。

  史国良说,他出家的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当时,他心中希望月亮别出来,而那一天,月亮就真的没有出来。从那天开始,他的世界改变了,他的人生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记:那我想您出家以后,可能跟出家之前看世界,不一样?

  史:是不一样。因为以前,我是从佛门外边往佛门里面看,看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东西。那么我对外面的东西很烦,就是很浮躁。

  记:佛门里是个清静地。

  史:对。但是进去以后发现是这么回事,他除了浪漫以外,他还有很多规距。我也明白那些画僧为什么都不在庙里住。

  记:云游四方?

  史:对,只有身临其境的时候,那些历史的很多结就突然解开了。你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悲欣交集是这么回事,原来,云游四方是这样的,没人告诉你,你就知道了。

  记:但是那些画僧在云游四方的时候也是远离尘世的,但是您没有,您还住在这个地方。

  史:我现在跟他们不太一样,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的文化背景,我所受的教育、我掌握的技法,跟他们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说,我现在是从佛门里面往佛门外面看。重新来看我原来的生活,我有很多感慨。有很多过去不曾发现的、不曾珍惜的、没有看到的。这时候,你就特别爱这个地球。因为你曾经孤独过,你曾经冷静过,曾经在那么一个荒凉的地方呆过,你觉得这里特别温暖。

  记:那是不是说,你出家以后,对尘世更留恋了?

  史:对!对!所以我画的画应该是这样的。我不认为我画的画朦朦胧胧的,远离人间、不食人间烟火,这叫出家,不是这样的。

  虽然出了家,史国良的笔触却一直贴近现实、贴近人们的生活,他尽情地挥洒自己的画笔、从中得到了满足和安慰,但是在心灵深处,有一个地方还在隐隐作痛,那就是对儿子的深深的歉疚,很长时间以来,这种歉疚成为他心中一种挥之不去的苦涩。

  史: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也没有很好地关心他,都忙事业了。就尽心地不够,他从小就在他姥姥家长大的。一直很愧疚,也没有很好地沟通,儿子小的时候,一直很怕我。等到他发生点儿什么事的时候,我就教训他。(我)没有更多地给他一种爱,包括我后来出家,我都觉得我很对不起他。很多机会已经失去了,我生了他,但没有好好管他。每回想到这种事,总想着用什么办法给他补回来。很遗憾,总觉得心里面是个窟窿。

  记:那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好好照顾您儿子,他再次回来以后,接纳您容易吗?

  史:不容易。刚开始我们打架呀。(他)回来的时候,很现代、很朋克。你知道孩子喜欢染头发,什么到处扎窟窿眼儿,带什么环,他扎了好多。连舌头上都扎了。

  为了化解儿子心中对自己的怨气,史国良给儿子讲伏尔泰的那句话:人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你自己。讲《二泉映月》和瞎子阿炳的故事。他告诉儿子:自己天天祈祷能得到一个好学生、天才的学生,然后把他雕琢出来,没想到这个好学生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这就是缘份。他期望着有一天,儿子能成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史国良的苦心没有白费,现在正在中央美院上学的儿子已经从那个穿耐克鞋,染紫色头发的美国男孩变成了穿中式衣服、登老头鞋,看京剧和昆曲的地地道道的中国男孩,而且,儿子很爱他,天天都要给他打一个电话。

  采访手记:

  几个小时的交谈中,史国良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立,他的身子一直保持着僵直的姿势。史国良说,这是因为他的病:强直性脊柱炎,这种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致残率很高,很难治愈。严重的时候,人的腰、背、颈全都强直,走不了路,弯不了腰,转不了脖子。其实像他这样的身体状况,是不适宜去西藏的,但他告诉我,既便如此,他还是会再去西藏的,当然,自己会格外注意保护身体。说这话的时候,史国良的脸上流露出平和而喜悦的笑容。我想,也许是对绘画艺术的执著追求,他的脸上才有这种迷人的光彩吧。就像他作品中虔诚的藏民一样,几十年来,这位年轻的画僧摒弃了无数的诱惑,用热烈的色彩一笔笔描绘着那条通向艺术之颠的朝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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