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盲到巨星:明朝大画家幕后的超级推手
www.zg-xbwh.com   2014-03-19 17:42:29   浏览次数:

 

      英在项元汴家一共呆了多少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项元汴的孙子项钦谟在仇英《秋原猎骑图》上题跋说:“仇十洲先生实赵吴兴后一人,讨论余先大父墨林公帏幕中者三四十年,所览宋元名画千有余矣。又得天性之授,餐霞吸露。——无烟火习气,遂为独绝之品,声重南京。”

      另一种是吴升在《大观录》里说的:“仇英馆饩项氏十余年。”以徐邦达先生的见解,当是后一种“十余年”的说法。

      若以“三四十年”计,以仇英不过五十多年的人生来说,几乎一生都在项家了。不过,若非笔误,作为项元汴的孙子,所知当较为可靠。

      在跋中,项钦谟不无得意地暗示:仇大师是咱家培养出来的。

      仇英在项家的身份,相当于请的师傅,主要的工作,是临摹复制古画,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等文保单位,有许多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只是对于仇项双方来说,彼此实在太合适不过了。仇英不仅从此生活有了保障,而且通过临摹,深入学习古人精髓,技艺迅速提高,这对一个漆匠出身的画工来说,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以项元汴不差钱的实力,他们能够双向选择成功,说明仇英来项家之前,很可能已经是个颇有名气的画工了。

      对于项元汴来说,要找到一个技艺超群,一丝不苟,精工细作,又要求不高,自觉自发,安心工作的好员工,也是太难了。然而,项元汴总能找到这样的人。比如看宋版书,找“文氏二承”掌眼,每次给几斤大米就行了,——还不收银子。如果拿钱说话,以他俩老爸文徵明的崇高地位,肯定不屑一顾,重要的是,——他们真心喜爱这项工作。

      在项家工作十余年,仇英一共留下了多少临摹作品呢?

      陈继儒《书画史》记项元汴之侄项希宪家收藏就有:“仇英仿宋人花鸟山水册一百幅。” 

      明代书画家,嘉兴人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记有万历年间他所见到的仇英临《韩熙载夜宴图》与《阿房宫图》长卷。前者有嘉靖壬辰年(1532年)文徵明、王宠,及万历壬子年(1612年)王稚登的三个题跋。王稚登说:

      “《韩熙载夜宴图》人间合有数本,惟仇实父所临最称美丽。” 

      关于《阿房宫图》,李日华说“原画初本系赵千里作图,后为项墨林所得,图已逸去,乃倩仇补之。”

      所谓逸去,不知是卖了,还是丢了,从中可见请师傅的作用。好东西价合适,也就卖了,好歹有仇师傅几乎可以乱真的临本在,也算有了安慰。

      因为是工作,所以仇英在项家留下的临摹作品当不计其数,在此也就不作统计了。至于仇英临本的水平,那是世所公认的。明末清初,海宁人谈迁在《北游录》里说:“嘉兴项中翰墨林好墨迹古画,多令仇实父英临本,今子孙也不能辨。”

      可见,项元汴是一个相当有现代博物馆意识的人。高超的临本,方便别人观赏,有利于原作的保存;原作出手了,还有临本在,可慰相思之情;原作在流传中毁了,精彩的临本,却等于将原作保留了下来;当然,买不起原作的人,也可以买次一等的高仿品。如此到后来,对那些艺术修养远不如自己的子孙而言,肯定是真伪难辩了。

      当然,项元汴很快发现,以仇英这些年在天籁阁中深入唐宋大家作品,所积淀起来的本事修养,以自己所拥有的仇英作品数量之大,将仇英捧出名来,倒也是很好的图利之道,甚至于不用卖那些颇    令他心疼的前贤名迹了。于是,项元汴力捧仇英,高昂其值,并把他介绍给圈子里的书画名流,巨富大贾们。他还为仇英量身定做,打造新概念:和前辈天皇巨星赵孟頫并列——“赵吴兴后一人”。

      果然,仇英声名鹊起,订件纷纷而来,终名列明四家之末。

      所以,项元汴将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卷,定为200金,远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之上,当是有意为之。

      以我的猜想,项元汴也是现代经纪人制度的开山前辈。

      客观评论仇英,我以为他的作品,已极尽妍美之能事了。所谓“赵吴兴后一人”,是指他的画中,具有和赵孟頫类似的复古气息。然而仇的画显然太过工丽,缺乏个性笔墨锤炼和自我性情的抒发,(这也是造成仇英的画被苏州市场大量作伪的原因,因为工丽的画面只需要细致的功夫,而不需要深厚的笔墨驾驭功力),这无疑与他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市场导向有关,也与他的匠人出身有关。

      我并不以为仇英出身于底层,就受到了轻视。事实上,明朝科举制度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常事,比如15世纪的苏州状元吴宽,出身于工匠之家。之后探花出身的文渊阁大学士,苏州东山人王鏊,是个农家子弟。

      在我看来,因为自身文化修养不够,使仇英局限于职业画家的境地,实在是一种遗憾。吴门画派的精髓,是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化品格,以谢稚柳先生对唐寅“南宋画派的优异殿军”的本质认识,堪为吴门代表的,也就是沈、文两家而已。

      所以,《明史》中“吴门四家”唯仇英无传,我以为倒不是对其出身的歧视,而是晚明以来,以画品来区分高低的主流艺术思想的体现。

      当然,在绘画只是社会分工之一的当代社会,不读书,没文化,早已不再是画家的缺点了。

 

      作者:李舟楫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明朝那些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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