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舜威:重振“文人书法”是书法复兴的必由之路
www.zg-xbwh.com   2014-08-21 18:29:38   浏览次数:

斯舜威

 

  编者按:讨论“文人书法”,旨在直面当今书坛。当今中国书坛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传统人文精神的衰落,是书法家学养的普遍缺失?一句话,是“文人书法”的式微。那么,“重振文人书法”是书法复兴的必由之路吗?这些问题都需要每位书家认真思考!

 

  有人说:当今书坛是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期;

  有人说:当今书坛是历史上罕见的衰落期。

 

  哪一种判断更符合现实?依我看,都有一定道理,都不尽全面,关键在于从哪一个角度看问题。

 

  如果论书法家协会权力之大、书法展览活动之多、书法评奖之重要、高校书法学科之系统、书法名家的交易活动之活跃,确乎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一角度而言,要说目前是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期”也没有错;如果论全社会整体书法水平之低下,书法家队伍良莠不齐之严重、文化学养和文人趣味之欠缺,书法展览和评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之浮躁、黑幕之丑陋,也确乎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一角度而言,称当今书坛为历史上罕见的衰落期,谅不为过。

 

  一言以蔽之,当今书坛最大的症结,是“文人”的稀缺和“文人书法”的式微。在如今“教授满街走,博导到处有”的情况下,为何竟说“文人”稀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文人”的定义。 

 

  在中国古代,“文人”和“士人”是合二为一的。“士人”作为特定的精英社会群体,他们既是社会政治的参与者,又是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仕途和艺途,在他们身上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士人”既要修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掌握必要的技能,更要保持强烈的道德意识,保持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书法既是他们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技能,又是抒发灵性、进行创作活动的“馀事”。

 

  如今,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士人”阶层早已不复存在,“文人”也早已不是官场的后备力量。须知,领导干部知识化和大批知识分子从政,与古代的“士人”从政是两码事情。因为,“知识分子”不等于“文人”,即使是写文章的人也未必属于“文人”。“知识分子”是掌握专门知识技能并以此谋生的脑力劳动者,“文人”偏重于文史哲和艺术等人文学科方面有创造性和思想性的有著述的人,严格地说是具有人文情怀、独立人格和社会担当的社会精英。文人自有文人特有的性情、气质和襟怀。明确了这两点,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尽管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已经遍及各行各业,从政者不但大都有大学毕业的学历,不少甚至有硕士生、博士生文凭,但是,他们未必是“文人”,“文人”依然稀如星凤。即使在书法家队伍中,真正的“文人”也并不多,更遑论“文人书法”。

 

  现在的书法家队伍中,最多的是两种人:“书法官僚”和“书法商人”。

 

  “书法官僚”是特定机制的产物。各级“书协”组织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书法运动中应运而生,虽然从理论上而言属于“群团”组织,但事实上却是半官方、甚至官方组织,其机构“衙门”色彩浓烈,由此而派生出“书法官僚”也不足为奇。在日益火爆的书画市场的刺激下,书法活动逐渐失去其抒写灵性、达情适意的纯粹性,而更多的受到了外在的利益的驱动。 大到“国展”,小到一些笔会活动,无不被纳入商业化运作的轨道,或者受到资助单位的左右,如何让书法多卖钱,也成了许多书法家的奋斗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书法商人”大行其道也不足为奇。

 

  相比之下,“文人书法家”和“文人书法”却越来越少了。主要原因,在于受“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影响,“读书种子”越来越稀少,“文人”赖以生存的土壤越来越贫瘠。当社会终于摆脱动荡后,又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得不少知识分子心态浮躁,整日为身外之物而奔忙,一些原本有望成为“文人”或“文人书法家”的人,也只能做一个“半吊子文人”,甚至成为“书法官僚”或“书法商人”。

 

  何谓文人?我们不妨拿杰出的“文人画”代表人物陈师曾为例。梁启超在陈师曾追悼会上说:“陈师曾在现在美术界,可称第一人。无论山水花草人物,皆能写出他的人格。”“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周作人对陈师曾的评价则是:“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两点:一是“人格”非常重要,在上乘的“文人书画”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人格”;二是“书卷气”是高人一筹的关键点。由此可见,造就文人的最基本的要素,一条是人格的独立,无需依附,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灵性的自由和纯粹。另一条是扎实的学养,以及由此而自然流溢出的浓浓的书卷气。而这两条,恰恰是当今的书法家所欠缺的。

 

  最可怕的,是价值评判标准的失衡。“文人”自有“文人”的评判标准,最主要的评判标准不外乎人格和学问,而现在书坛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则是“地位”和“金钱”。谁在书法家协会占有一席之地,谁的书法水平必然“高”,润格也随之水涨船高,谁卖字卖得热火,收入多,谁的书法地位必然高。在这种“官本位”和“钱本位”的双重作用下,“文人书法”走向式微,或许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如果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当代书法将深陷“书法泡沫”和“虚假繁荣”之中而难以自拔。

 

  话说回来,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长期以来,“官本位”和“钱本位”相对于“文人”的清高、清贫,肯定处于一种强势地位。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精神价值,必须要由一大批“文人”来传承。“文人”的使命,恰恰在于孤独的守望之中。在热热闹闹、众声喧哗的中国书坛,应该有一批固守书斋、耐得住寂寞的“文人书法家”,来传承中国书法的真谛。

 

  毫无疑问,只有“重振文人书法”,才是中国书法复兴的必由之路!

 

 

文人书法的当前困境与出路

    西中文(中国书协学术委员)

 

   在书法史上,从事书法的无不是文人,因而也就无所谓“文人书法”了。所谓“文人书法”的概念是今天才出现的,而且是由“新文人书法”才引出“文人书法”的概念。新文人书法是当代书坛的一个艺术流派,虽然理论界对它还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但一般人望文生义,大约知道它指的是一种儒雅、娟秀、含蓄、内敛、富有书卷气的一种书法风格。而与当代书坛那些粗犷的、豪放的、乱头粗服的,或注重平面构成和视觉效果的美术化的书法区别开来。

 

   关于“新文人书法”的概念,我想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所谓“新文人书法”和历史上的文人书法,在内涵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对应性。历史上可称为书法者,大抵都是文人书法,匠人书是被排除在书法的概念之外的,尤其是在魏晋之后。二王一路的风格固然是文人书,清代写篆隶北碑的很多书家如桂馥、郑谷口、孙星衍、吴大澄、赵之谦、伊秉绶、康有为等等,他们的书法无疑也都是文人书。而新文人书法似乎不能包括碑派书法、篆隶书法,乃至连师法徐渭、王铎、傅山、张瑞图等人风格的书法也不能叫做“新文人书法”。如果上述这些风格都可以包括在“新文人书法”的概念之中,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就太大了,以至于失掉了风格流派的特征和意义。

 

   第二,如果按照上述对新文人书法的理解,那么这个概念的范畴就过于狭窄了,几乎等同于“二王风格”的代名词。如果再去掉其中重形式、玩制作、抽象夸张、变形写意的那部分作品,剩下的就更少,风格更单调。那么这种风格如何构成一个丰富而完整的流派?又如何同其它流派交流,相互借鉴,从而得到不断的发展?这样的新文人书法,它的出路和发展前景究竟在哪里?

 

   第三,“文人书法”的提法或许与“文人画”有一定的联系。文人画以遗貌取神为基本特征,并不注重造型的准确和技艺的精湛,旨在追求一种象外的意境。王维、苏东坡、米芾、赵孟頫等都是文人画的代表人物。但是文人书法大约不想向文人画看齐。因为书法和绘画不同,书法的技法既是它的象,也是它的意。不论是表意,还是表象,书法都离不开对技法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文人书绝非像文人画那样遗貌取神、得意忘象的逸笔草草,文人书是传统的技法宝库,它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全部技法。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书法进入复兴期,沉寂多年的碑帖之争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这时候的书坛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碑学古典派经过清末以来百余年的提倡和经营,在利用传统资源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涌现出一批书法大家。而且以殷商甲骨文和战国、秦汉简帛书的相继发现为标志,碑派的取法资源越来越丰富,把碑学古典派书法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相对于碑学古典派书法的生机勃勃,帖派文人书派的表现却有些令人担忧。一些持“文人书至上”立场的书家对碑派采取排斥的态度,认为碑派的兴起导致书法技法传承的中断,碑派理论的“反传统主义”,导致书法传统的断裂。从这个立场出发,甚至认为帖学以外的金甲文字、篆隶、墓志、诏版、权量等等都是“失去书法特征”的“非书法”的产物。近年来,上述极端的论调渐少。文人书派开始谋划自身的变革,于是提出“新文人书派”的主张。变革当然是好的,然而文人书的变革,应当认清形势,找准定位,厘清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审时度势,从而明确变革的方向和出路。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应当引起文人书法变革特别的关注。

 

   第一,文人书法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足系统,以精英化、精细化、经典化为主要特色,拒绝草率、粗糙、稚拙和不成熟文人书的意义在于它的人文精神。 文人书的意义在于它的人文精神。从魏晋时期出现的文人书,“始寓性情、襟度、风格其中,而见其为人,专门名家”,使中华文字实现了从天文、地文、物文向人文的进化,使书法最终成为一门艺术。

 

   然而书法艺术的发展,要靠两种精神的支撑,除了人文精神,还有创造精神。增加创造精神,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向碑派古典书法汲取营养,而不是以自己为正宗而自我标榜,视碑派为异端而大张挞伐。当然这种学习借鉴不是放弃自身特点而完全被人同化,但应当学会开掘和利用新的书法资源,而不是在“取法乎上”的借口下拒绝利用不断涌现的新的书法资源,眼睛光盯着屈指可数的几部书法经典。

 

   坚守汉字和传统文化是书法艺术的两个底线。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当代书法愈益走向形式化、空洞化、浅薄化。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是新文人书法的责任,新文人书法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从事书法活动的艺术流派,至少还应当同时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古诗文的创作等等。新文人书派的书家应该是以学养书,以诗文养书的典范。弘扬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要把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还要与时俱进,充分体现时代特色,打造既符合传统文化的精神,又符合当今时代特色,符合当代人精神面貌和审美口味的时代书风。

 

新文人书法:传统文人书法的时代接力

胡湛(中国书协教育委员)

 

        书法流派和类别的划分或界定是对其某些特征或属性的强调。文人书法和新文人书法是以书家主体的不同界定的。它与民间书法、写手书法等相区别。强调书家的文人或新文人身份特征。新文人书法相对于文人书法,区别在时代和文化的新上。

 

        文人书法按时间分有传统与现代。传统已成既往,现代需要建设。当代书法已沦为展厅下的群众性形式竞技,已被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所笼罩。新文人书法的主旨就是接续和溯源已经逝去的中国传统书法主流精华——文人书法,以返本开新之途,建立新时代具有深厚价值和极高品味的书法的主流、主体。

 

         那种将新文人书法望文生义的解说,如将行文人书法简单地拆解为:新的时代性、文的文化性、人的个性、书法的艺术本体性,其不免有点简单和机械。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新文人书法的主体为人,是文人;书法是文人的书法,在新文化运动前是文人书法,现代社会转型则涅槃重生为新文人书法。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新化、继承、弘扬。

 

       对新文人书法的概念,我曾在多文中对其做过界定性描述,或不同角度的阐释。1997年,在《中国书画报》《当代书法流派批评》系列批评文稿中专列“新文人书法”一节,称“新文人书法——传统文人书法的复兴”。强调的是在当代思潮多元情况下,以复兴文人书法传统为取法的书学理念和研习创作风尚。2003年,广州新文人书法年会我为作品集写的序和2004年于《书法报》答黄君问时,则称“新文人书法是中国书法的复兴运动”。之所以将复兴的对象由文人书法改为更大概念的中国书法,是认为文人书法即中国书法的主流精华,弘扬中国书法的主流与精华自然就是弘扬中国书法。2007年,在石家庄召开“首届全国新文人书法研讨会”上,则撰文称“新文人书法”是“当代书法的古文运动”。其着眼点是在文人书法和新文人书法象古文运动,甚至就是作为古文运动的一部分,在充分挖掘与肯定其力纠时弊的作用角度下进行阐释的。

 

      用一句话概括新文人书法的概念,其实也很简单。十年前在广州年会上我是这样描述的:

        新文人书法简单说,就是传统文人书法的复兴与弘扬。进一步阐释就是具有新的文化知识结构、新的社会价值观之新闻人主体,在汲取传统文人书法精华基础上,融入时代精神、人文审美理念,化用现代艺术创作资源进行的书法创作风尚。(《羊城论艺倡新风——2003新文人书法年会综述》)

 

新文人书法理念,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以为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和两个基点。核心即文,即文心,大而言之即文化、察而观之即文气、时空观之即文脉。两个基点即溯源和新化。溯源即是复兴,新化则是直面现代和面向未来的目标探索。

 

当下书坛与社会与90年代刚刚提出新文人书法时,社会时代及文化背景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新文人书法相关或较相接近的思潮或流派有:文艺书法、学者书法、文化书法。有必要对此做一说明。

 

1、文艺书法与新文人书法。

       当代社会改革开放,国强民富,文学艺术获得了极大发展。许多歌唱家、戏剧家、画家等都积极参与书法创作,几乎成为当下文艺和书法界的一道风景线。从郁钧剑、唐国强、姜昆,再到毕福剑等等,表演之余也挥毫波墨,舒胸敞怀。但这些文艺家的专注精力在书法之外的其它文艺专项,或写作、或曲艺、或戏剧等等,精力难以使他们达到“技进乎道”的“人格迹化”笔墨表现水准。这些文艺家书法只可看作是为活跃文艺气氛而进行的客串和票友式行为,不能与新文人书法混为一谈。

 

2、学者书法与新文人书法。

        新文人书法的缘起有书坛呼吁书家学者化的背景。但当代学者在专业化社会分工愈细的今天,多数学者只可做相关专业的学问,但却多不能挥毫泼墨。只有治书法学专业者,或具有书法专业水准者,才有可能学术与创作实践兼善。如沙孟海、启功、沈鹏、旭宇等,此时的学者书家才有可能成为新文人书家。

 

3、文化书法与新文人书法。

书法是文化,文化书法的概念有点混乱。它的指向也许是针对一些书坛学人主张展厅视觉形式至上的艺术书法。也有抢救当代书法文化精神和内涵的考量。书法文化与书法艺术相较而言,前者包容面更宽,几乎所有的写字行为和与写字有关的人文活动都可以叫书法文化。但书法艺术指向的是艺术。它只是书法文化大范域中的一个特定疆域,即把作为观赏的艺术品之写字行为和有关环节才叫书法艺术。它基本被锁定于以作品为指向的创作、展示、欣赏的相关活动。

 

         文化是个大概念,书法文化包括书法创作本身及其前后,甚至社会的、生活的、即时的、历时的等等有关的所有内容。书法之所以成为艺术,所谓“技进于道”的“道”,就是很具有分量的文化范畴。书法艺术是书法文化,但书法文化绝不仅仅是以当代展厅效果取向的艺术品和艺术创作,它包括书法于社会生活中的需求规约、风俗,书者的素养、心态、价值观、审美观,书法史学、美学、教育、技法理论与实践、批评、鉴赏等等。书法文化的研究和拯救只能从狭隘的当下所谓“形式至上”、“展览至上”时髦观念中超越挣脱出来,以全方位社会的、生活的、主体的、客体的、历时的、在时的、整体的、分析的视角进行观照、研究、锤炼,才能实现书法文化的真正继承和发展与繁荣。

 

        新文人书法无疑是强调书法的文化性的,但其指向是广义上的人类文化对书家的人格修养塑造作用,以及由具有深厚人格和学识修养书家主体,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所表现出来的神妙和超逸品格和意蕴。也就是说:新文人书法关注的是文化对书家主体的影响,以及由这样的书家所创造出的书法作品的品味层次与风尚。其中自然包含文化、书家主体、创作方法、审美、批评等各个环节的传统挖掘和新时代社会转型新化的研究与探索。

 

        因此我们便不难明白,新文人书法与文艺书法、学者书法、文化书法的联系与区别。

(朱中原书法)

巴蜀才情 中原书风

——简谈朱中原其人其文其书

斯舜威

 

     先释题:“巴蜀”当然是地理称谓,但“中原”则是名字,指的是朱中原。此“中原书风”非彼“中原书风”也!题目已经开门见山了,谈的是朱中原的才情与文风、书风。

 

     我和朱中原早在10多年前就认识了,那时,我任职于《美术报》,他大学毕业不久。我们是先书函往返,再一睹真容;先识文,再识人。我已记不清是我从大量自发来稿中“慧眼识珠”,还是经人介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段时间,《美术报》的书法版、评论版经常有他的大篇文章,乃至于整版文章刊出,许多读者以为他是学富五车的老先生,大概没有人相信他还是大学刚毕业的“愣头青”,但他的文笔确乎是汪洋恣肆而老到的。那时,我虽然担任总编,却出于偏爱,喜欢亲自编两类稿子,一是书法批评稿,二是副刊稿。这也是我得以早早认识中原的因缘了。中原的文章特点鲜明,一是观点尖锐犀利,有时不无偏颇;二是行文流畅,如河水滔滔。但也会有一些“出格”之处,时不时在艺术批评之外,顺带着批评一下时政,带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味道,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少年意气,作为过来人,作为一家报纸的责任人,我往往会做一点“技术处理”。但在内心,我是喜欢这样无所顾忌的文章的,也断定他迟早会在中国的艺术评论界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觉得他之所以笔触会不由自主涉及“时政”,甚至涉及“禁区”,是他的为人使然。他在骨子里,是把自己定位成公共知识分子的,有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常常令他热血沸腾,不能自已。只不过他把聚焦点对准书画艺术圈罢了,而恰恰因为他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才使得他的艺术批评带有比常人更为广阔的视野,也带有更为新颖的切入途径。这也是他的艺术批评能够令人刮目相看、刮起一阵阵飓风的原因所在。

 

       艺术批评之余,他也临帖作书。这是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书法批评家所选择的路子:先文后书,先执评论之笔,再握挥毫之笔。这是“必须”的,否则,或许会有书法家不屑地“将”你一“军”:你如此评头品足,你自己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如何?会评会写,比翼双飞。如果不会写字,评论别人难免会底气不足的。更何况,这年头不会动笔,外出参加书画活动也委实不方便。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原的书法“进入”会这么快,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面目。一个鲜明特点是,充满文人气息,清气逼人。诚如他自己所言:“在书法理念上,虽然我的书法以帖学及文人书风为主,但我主张碑、简、经、帖等的融合,民间书风与经典书风的交融。”一位批评家在理论上悟透之后,只要解决了运笔的技法问题,“入门”自然不在话下,格调也自然比只着眼于技法的学书者要高出一筹。挥毫之余,中原也吟诗,编稿、著文、吟诗、挥毫多管齐下,走的是传统文人的路子,原来,他在本质上要做的不仅仅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传统知识分子”。

(作者系浙江美术馆副馆长、美术报原总编辑、著名书法评论家)

朱中原简介

       朱中原,1981年生,四川内江人。书法家、艺术史学者、书法理论家。现任中国书协《中国书法》杂志编辑部副主任。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中央国家机关分会会员、西安交大书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四川当代书法院专职书法家。

         书法作品应邀参加《书法》杂志书坛百强榜、“笔墨东方——中国国际书法大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国家画院、四川省政府联合主办)、首届中国(西安)文人书法展、中韩国际书法交流展、“天王故里碑”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广东书法院)、全国写意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武汉)、中国国家画院沈鹏班毕业展、海峡两岸国际书法交流展等国际国内大展等,作品被国内外多家文博机构及藏家收藏。个人书法艺术、学术风采在新华网、《美术报》、《中国书画报》、《青少年书法报》等作专题推介。

     应邀参加中国书协第二届草书展暨草书创作论坛、第二届隶书展暨隶书创作论坛、“2008中国书法金陵论坛”(中国书协)、“2007中国书法北京国际学术论坛”等全国各类书法展、学术研讨会50余次,策划重大学术活动5次。

      致力于早期艺术史、佛教艺术史、书法批评、汉语源流、民国史、晚清学术史、上古神话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各类刊物发表书法、美术、文学、文化评论等200余万字。关于中国社会改革、文化问题曾接受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TVB、北京卫视、南方周末、中国商报等媒体独家专访。应邀赴全国20余所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讲学或学术交流。曾入选“2006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主持编撰多卷本大型书法史丛书“民国书法史丛书”并承担“梁启超卷”的编撰工作。致力于倡导复兴传统的国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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