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十七岁失学，转而学画，曾受本县画工的指导，山水、人物、花鸟等都学。人物、花鸟专学“三任”，山水则学“四王吴恽”，如此三、五年，由于家道贫穷，不时为人作些抄录之事，小补生活。后来当三年小学教员，空中仍努力于书画之功。这期间，曾参加过北京京华艺专函授半年，所寄讲稿、范画多是花卉，余爱其构图新奇，笔墨潇洒，骤开胸襟，自此绘画风格略有所变。
我三十岁时得去无锡，在专署当了一名雇员，借此得游太湖，登惠山，领略江南湖光山色。可惜好景不长，专署易人，于是不得不另谋生计，遂辗转到西安东北大学当了一名缮写书记。除逛碑林，还旅游终南，登太华。想起王维登太乙的诗，及范宽作《秋山行旅》图画，实出此境，余当即写生，备存画稿。“七七”事变后，余再随校迁往四川三台县。
三台乃川北丘陵地带，风景淡冶宜人。余在此八年得览群书，于绘画则抛弃人物、山水，而专攻墨荷、墨竹，在理论上幸得教授丁山先生指点，并介绍阅读《式古堂书画录》，内中序、跋、赞、诗、论评都有助于画风的提高，全从其教，绘画确有大变，就是偶画人物、山水，与以往亦自不同。此间又经教授高亨先生指点读杜，又陆侃如先生，教学阮、陶，我均从其教诲，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不已。中国画讲求诗、书、画融为一体，而诗为诗书画之本。古有《诗经》，延至汉魏、六朝、唐宋以至元、明、清，代代因之，故张彦远对诗有“兴教化，助人伦，通神变，达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之论。画重神韵，意境，诗情出画意矣。
其次是书。书画同源，自不待言，但书法是以其无形而引入有形的思维。作者寄胸中丘壑，发之笔端，而成各自不同的书风。其与诗与画，道理与共，亦暗融合。诗书画融为一体实有其内在的因素。
诗书画三者，既有融合，又有各自独立的特点。我在绘画中，时而寥寥数笔以达其意，时而泼墨云烟，以发激情，寻其道理，实乃虚实辩证关系，交错形成，亦即实中虚，虚中实之谓，为诗、为书、为画，不外乎此。如徐渭画浸水墨梅题识云：“虽然避雪压，恐免被鱼吞。”虚实明矣。又如“八大”的寥寥数笔，于其虚处，实含悲痛。故板桥题有“墨点无多泪点多”之叹，为僧为道岂是其志耶?绘画是借物抒情，画外有意。诗乃深化画之神韵，于虚扬实，以形达意矣。
至于运笔，也必诗书画合，因意而发。例举我画梅的题识以说明之：“古今画梅者多矣，各有所感，各有其意，各有其法，用笔亦异。以‘锥画沙’笔法为之，得其清瘦之姿;以‘折钗股’笔法为之，得其奔龙之势;以‘屋漏痕’笔法为之，得其苍古之意;以‘壁裂痕’笔法为之，得其诡谲之奇;以‘逸笔草草’笔法为之，得其清幽之趣。此皆画梅得其神髓也。”余现年七十八岁，对于此道只算初步试探，还须更加努力，究其深渊，尽此一生，终身之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