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尚谊:美术学院教育,原则不能变
www.zg-xbwh.com   2016-08-05 16:38:18   浏览次数:

  高端访谈·中国美术教育
 
  【编者按】中国美术院校的教育条件和水平较之30年前,已有长足进步,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2000年以后,艺术市场日渐繁荣,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增长的美院毕业生数量,已经使传统的精英教育方式失去了效力。美院教育模式,不得不要做出深刻的变化。从近几年各大美院热衷于“毕业季”活动可以看出,扩大社会影响,为美院学生争取更多的机会,已经成为美院掌门人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然而,热闹的表面,并不能掩盖当前美院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譬如学科模式化、分科碎片化、专业创作水准下降、毕业分配困难等,这些挥之不去的压力还能否让我们静下心来,看看美术院校教育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从本期开始,《中国美术报》将陆续约请各大美术学院的院长,就中国美术专业教育的诸多问题展开对话,希冀就上述问题作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回答。第一位接受我们专访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靳尚谊。
 
  靳尚谊访谈
 
  美术学院教育,原则不能变
 
  □ 陈明
 
  没有新中国17年的美术教育基础,就没有新时期美院的发展
 
  中国美术报: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学院教育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作为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您对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美院教育发展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请您首先谈一谈当时的教学状况和面临的问题。
 
  靳尚谊:1987年,我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一上任就面临着一些争论。那么,这些争论怎么来的?这要从中国美术院校的发展历史说起。简单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进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49年,由西方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建立西方式的美术学校为开端,逐渐发展了最初的中国美术院校教育。我1949年到北平艺专读书,1950年,北平艺专改建为中央美院,之后不久,杭州艺专改建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在北平艺专的时候,课程只有素描、水彩、构图三门,很不完备。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建立了创作课。从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文化建设被提上日程,此时中央美院建立了五年制的专业科系,绘画系后来分成国画、油画、版画三大专业。这一时期就是美术院校教育的第二阶段了。这时有大量留苏的学生,同时也引进苏联专家来中国教学。我1955年考上了马克西莫夫的油画训练班,开始系统接受油画专业训练。
 
  现在很多人以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一样,“左倾”得厉害。这完全是误解!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里,国家建立了基本的艺术教育体系。不仅形成了油画艺术教育体系,还建立了国家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歌剧院、话剧院、芭蕾舞学校。我们当时听到的音乐很多是19世纪的西方音乐,俄罗斯的、法国的、德国的。有一次我在儿童剧场听独唱,一个前苏联花腔女高音的独唱音乐会,全是西方歌剧的选取曲目,好听极了。我们还常看小说,包括俄罗斯的、法国的文学作品。此外还有苏联的电影《战争与和平》《白夜》等等,棒极了。这奠定了我艺术修养的基础。所以说,此17年的教育建设对于新中国的文化艺术来说极其重要。因为之后的“文革”十年把这些都毁了。如果没有这17年的文化建设,“文革”以后怎么办?新时期的美术学院教育根本就不可能发展。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一时期,现代主义的东西进来了,很快后现代的艺术也来了。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我们对西方的现代主义还没认真研究就给跳过去了。一直到现在,总是在讲观念,但是绘画本身却削弱了。我在任美院院长的时候,也听到很多争论,比如绘画流派的争论,教学方法的争论,等等。
 
  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其实是一个标准
 
  中国美术报:确实,关于这样的争论,在当时的艺术界十分普遍。在“85新潮”时期,大量的新鲜的艺术形式蜂拥而至,人们来不及仔细咀嚼,常以囫囵吞枣的方式全盘接受。这也往往造成艺术上的“全盘西化”。
 
  靳尚谊:在教育观念上也一样。新的艺术进来了,新的教学方式来了,原有的教学体系依然存在。到底是什么标准?我认为,单从油画上来说,由古典到现代主义是一个标准。不是说传统写实是一个标准,搞现代主义就是另外一个标准。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到德国去,特别去了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他们的学生还在画素描,画解剖。我就问,你们的素描教学有什么发展?陪同我的教授回答:和200年前一样。就这一句话,我全清楚了。就是说,在绘画教学上,基础的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变的是什么呢?风格可以变,表达内容变了,但是原则是永远不变的。
 
  中国美术报:这就像中国画,形式风格怎么变,基本的笔墨语言不会变。
 
  靳尚谊:所以说,原则很重要。以前素描教学中的徐悲鸿体系来自法国,讲体积空间,讲解剖,就要分面。苏派油画来了也一样,也要分面,也要表现体积空间,只是有了一个新词,就是结构。但这只是一个观察方法的变化。我在“马训班”看马克西莫夫给我们改画,当时我们画的就是表面的光影,他这儿改一下,那儿改一下,整个人物的肌肉全连起来了。这就是内在结构的东西,你说错吗?跟欧洲的画法不一样吗?我看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在教学上,要看到古典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连贯性。这也是我在做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之初所考虑的问题。
 
  完善基础教学,拓宽专业范围
 
  中国美术报:那么,您在教学上做了哪些举措?
 
  靳尚谊:第一件事,在学校的教学体制上做了一些调整,建立了基础部。各系的一年级学生都必须经过这一关,然后分到各系。从我的认识和经验总结来说,基础好不好,决定了学生未来的创作水平。所以我非常重视基础教育。然后是恢复画室制,当时有些人反对画室制,说画室制已经落后了。但我认为,画室制是一个很有效的教学制度,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才实行画室制,艾中信先生到德国去考察,看见人家都是画室制,我们才学的。不同的是,他们采用预科制,一年级是预科。我们原来是五年制,三年级建画室,改革开放以后,一年级学生就进画室了,我当院长以后的90年代,采用学生先到基础部,把基础打好,然后再分到各个画室的做法。当时我还设想过,取消系科,一年级完成基础部学习后,直接进各个专业画室再分专业,但是系主任都不同意,所以还是分系科。只是国画专业独立出来了,单独招生,经过基础部的学习后直接到国画系,而不能再自主选择其他专业。这是国画专业的特殊性造成的。第二件事是把中央美院从王府井搬到花家地。
 
  中国美术报:是在2001年吧,中央美院正式入驻花家地校区,在搬家过程中您遇到哪些困难?
 
  靳尚谊:实际上,早在1992年,北京市政府就希望我们搬了。其实不是我们主动要搬的,后来有些老师、老先生不高兴,认为我们把徐悲鸿先生留下的遗产丢弃了,把学校都给卖了,其实不是我要搬,是文化部特别是北京市要求我们搬的。现在看来搬家就对了,要不搬家,一直在那个地方就没法发展了。第三件事,就是建立了设计和建筑专业,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我的功劳在这儿,建立之后,设计和建筑专业发展得非常好。
 
  中国美术报:您觉得在很多美院增加设计和建筑这个专业以后,是不是已经走向大美院的道路?
 
  靳尚谊:是的,这是所有发达国家必经之路,我第一次到德国考察已经发现了,他们所有的美术美院都有设计专业,但是,央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实现,因为有一些意见要统一。第一是好多人不同意建,认为我们的绘画教学已经很棒,没必要建。第二是人才缺乏。但现在看,如果不建立这两个专业,美院的发展就受到极大的阻碍,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大的影响。现在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基本都按照这样的道路在走。这就是对美院专业范围的拓宽。央美当时还最早建立了数码媒体专业,那时候这个专业在美国刚刚开始发展,我感到这个很好。具体怎么办?首先建立摄影专业,这是跟澳大利亚一个美术院校设计系合办的,由他们的教师来教学,然后慢慢转向数码媒体专业,同时,我又调了几个专门在国外学这个专业的人来教学,这么慢慢形成了规模。
 
  中国美术报: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举措。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必定会要求美术人才的多元化。
 
  美院教学多元发展,但基础原则不能变
 
  中国美术报:从实际看,现在的美院教学方式已经多元化了,很多新的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学生们也在美术院校中进行各种新鲜的尝试,这对中国美术教育来说影响是很大的,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靳尚谊:风格和形式的变化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我能教你风格个性吗?不能。我能教你什么?基础,就是你的能力,绘画的能力,就是这样。我不反对艺术形式的多元化,但过犹不及。而现在我们讲的全是形式。前不久,我给中央美院基础部讲了一次课,我让同学们提问题,很少人提专业问题,多是问:我该怎么办?这就促使我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院的教学已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但基础呢?好像有点不够了。这是原则问题,不管怎么变,这个原则必须要坚持。画画是一种能力,但又不仅是能力,还是修养,你看很多搞油画的设计棒极了,比专门搞设计的都棒,因为他懂得造型、色彩、构图,没有这个基础,就去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那是不行的。
 
  中国美术报:那么,面临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靳尚谊:我们现在不缺风格和形式,需要的是加强学生的能力和修养,这必须从基础开始,美术学院教育,这个原则不能变。■
 
  采访手记
 
  在此次访谈前,我曾在研讨会上见过靳尚谊先生,也曾去其寓所拜会过他,但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交谈。这次见到82岁的靳先生,依然感觉他精神矍铄。在一间不大的书房里,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笑言,自己离开院长岗位十几年了,只能和我们谈历史了。不过,在访谈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依然谈到很多当前的问题。在谈到一些问题时,他还不断用手势来加强语气。他的谈吐清晰,观点明确,言语犀利。一口气聊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显得有些疲惫地靠到沙发上。我们也担心长时间的谈话会影响他的休息,所以在意犹未尽时就结束了采访。在告别时,靳先生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有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代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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