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鲁迅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成为文艺界的一面旗帜，一九四九年后鲁迅进而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对象，关于他的研究成了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话题，国家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学术界把鲁迅研究称为“鲁学”。
“鲁学”的兴起及鲁迅热的出现固然与建国后我们倡导的文艺政策有关，同时无法否认与鲁迅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成就相关，鲁迅和他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即使是边缘门类，如书法，也有类似郭沫若、沈尹默等大家们的注意，遂使“鲁学”成为建国后学术界有政府背景的第一大显学。“文革”结束后，悄悄替兴的钱锺书研究成了“鲁学”之后的学术界另一个热点。与“鲁学”不同的是：其一“钱学”是纯民间行为，投入的研究者基于对钱锺书学问的迷恋；其二，“钱学”热始于钱锺书生前，一直延续到今天，全凭钱氏学术自身的魅力。尽管“钱学”在规模上无法与“鲁学”对等，涉及的面也没有“鲁学”那样广大精深，阵势仍相当可观，“钱学”阵营里的研究者，其中就有原先涉足“鲁学”者。
“钱学”虽热，但“钱学”中的枝节却少有人问津，如钱锺书书法一类话题，也许这不是“钱学”的核心。作为一个学者，钱锺书没少在书法上花功夫，而且书法伴随他走了一生，与其学术研究、文学作品一样充满了智慧的灵光。
关于钱锺书的书法，据笔者所见墨迹，年轻时受到过郑孝胥的影响。郑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甚广，深受知识界青年喜爱，大家熟知的胡适、徐志摩等人早期书写都带有郑的痕迹。钱锺书亦受郑书的感染，笔意间古风嫣然。进入中年后，钱锺书研习王字，一笔洒脱的王字遂一直保持到晚年，成为钱先生博洽智慧幽默人生的一个符号。据杨绛回忆：四十年代中期钱锺书在上海，跟傅雷交往甚密。两人都喜爱书法，钱锺书还向傅雷推荐过字帖，自己则痴迷于王羲之《十七帖》，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
笔者见到过建国前钱锺书写在《宋诗纪事》上的批注，笔迹恣肆汪洋，虽小如米粟，点画披离之间，才思喷薄，不愧才人手笔。
钱锺书的名声虽在学术界，但艺林敬重钱锺书及其书迹。八十年代中期山西出过一份颇有品位的报纸《诗书画》，主持者仿照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的办法，每期请一位名人题刊头，当时钱亦应邀为此报题字，可见，钱锺书身处学林，艺林亦见重其书。
钱锺书晚年好用毛笔给亲朋好友复信，延续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书写习惯。此举一方面可省时节效；另一方面也最大限度上发挥他在古典文学修养上的才华，措辞俏皮隽雅，触手成春，偶尔掉掉书袋，亦绝无书呆子气，他留下的每通书信，字字珠玑，皆为当代翰苑的珍品。
这是钱锺书八十年代初回复平民词人许白凤的信，谢辞许先生为女儿钱瑗刻印。
